目的 调查空军中大型无人机操控员视疲劳的发生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本研究采取横断面研究。选取2024年度高原地区空军中大型无人机部队的78名中大型无人机操控员进行专业版视疲劳调查量表（Asthenopia Survey Scale，ASS）调查，根据ASS评分分为2组，总分≥15分为视疲劳组，<15分为非视疲劳组，分析其视疲劳发生情况，并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视疲劳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收集有效问卷76份。存在视疲劳（总分≥15分）的操控员共22名，视疲劳发生率28.95%。其中各条目检出率≥80%的条目共8条，包括条目A“你是否有视物疲劳症状”（90.90%）、条目B“用眼疲劳是否影响你的学习、工作或生活”（81.82%）、条目1“你是否感觉眼周不适”（95.45%）、条目2“你是否有眼干”（95.45%）、条目3“你是否有眼部疼痛如刺痛、胀痛等”（86.36%）、条目5“你是否有眼酸”（86.36%）、条目6“你是否有眼部紧绷感”（81.82%）和条目8“当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时，屏幕亮度是否让你产生眼部不适”（81.82%）较高。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眼干”（OR=6.101，95%CI：1.549~24.031）和“由于眼部症状，阅读速度减慢”（OR=12.741，95%CI：1.990~81.569）为影响视疲劳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 空军中大型无人机操控员视疲劳症状发生率较高，主要包括眼干、眼部症状导致的阅读速度变慢等症状，其中眼干是影响视疲劳的主要因素。

目的 通过眼动追踪技术，探讨不同环境光强度和显示器亮度对飞行员视觉行为的影响，为光环境和显示系统的亮度设计提供支撑。方法 于2024年7—12月选取19名军事飞行员为研究对象，在3档环境光强度（微光、中等强度光、强光）下，受试者分别调节显示器亮度（最低、适中、最高），通过眼动仪采集并分析受试者的瞳孔直径、扫视时间、眨眼时间和注视轨迹。结果 微光环境下，显示器亮度最低时的瞳孔直径均大于显示器亮度适中和最高时的瞳孔直径（P=0.010、<0.001）；显示器亮度适中时的瞳孔直径大于显示器亮度最高时的瞳孔直径（P<0.001）。显示器不同亮度下，微光环境下的瞳孔直径均大于中等强度和强光环境下的瞳孔直径（P均<0.001），显示器亮度最高时，中等强度光环境下的瞳孔直径大于强光环境下的瞳孔直径（P=0.012）。环境光强度和显示器亮度对受试者扫视时间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中等强度环境光下的眨眼时间短于强光环境下的眨眼时间（P=0.019）。不同环境光强度下的注视轨迹有所不同。微光与强光环境下的视线路径更曲折，注视点更多；中等强度光环境下的视线路径更直接。结论 环境光强度和显示器亮度对受试者瞳孔直径具有影响，但不会明显影响扫视时间的长短；环境光强度会影响受试者的眨眼时间，但显示器亮度对眨眼时间影响较小；环境光强度不同，受试者的注视轨迹也明显不同。该研究结果可为光环境及显示器亮度的优化设计提供参考。

目的 分析飞行员在模拟飞行转弯与着陆阶段中的视觉信息获取与认知加工行为特点。方法 选取42名男性飞行员在同一台飞行模拟器上执行特定飞行任务，利用德国SMI眼动仪记录转弯和着陆过程中的飞行员眼动数据，并对不同阶段各兴趣区（area of interest，AOI）的注视持续时间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在转弯阶段中，受试者对图形AOI的注视时间多于数字（Z=－2.737，P=0.006）；受试者对下方AOI的注视时间多于上方（P=0.043）和右侧（P<0.001），对中间AOI的注视时间多于右侧（P=0.015）；受试者对舱外跑道与舱内仪表区的第1个注视点的注视时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受试者在转回舱内仪表区的第1个注视点与其他舱内仪表AOI的注视时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036，P=0.002）。在着陆阶段中，受试者对对中跑道的注视时间多于仪表（P=0.008）。结论 飞行员在转弯阶段更关注于图形AOI、下方AOI、中间AOI和转回舱内仪表区的第1个注视点，飞行员在着陆阶段更关注于对中跑道，提示能够以飞行阶段为切入点优化人机交互界面设计。

目的 通过图论的分析方法，探讨模拟长航时飞行状态下睡眠剥夺对脑功能连接的影响，为制定干预措施和保障飞行安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2020年6月—2023年12月选取空军某单位共44名受试者，进行24 h睡眠剥夺试验，试验前后分别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检查，使用图论指标与脑网络指标计算，对rs-fMRI的时间序列和功能连接矩阵进行提取及可视化，将获得的各脑区的度、局部效率、聚类系数和每名受试者的全局网络特征（包括平均局部效率、桥接连接等）进行24 h睡眠剥夺前后比较分析，评估睡眠剥夺对大脑功能连接的影响。结果 睡眠剥夺后较睡眠剥夺前，右侧眶部额中回、左侧枕下回的局部效率（Z/t=2.026、3.532，P_FDR=0.049、<0.001）和聚类系数增加（t=2.377、3.146，P_FDR=0.022、0.003），右侧枕中回的度值增加（t=2.096，P_FDR=0.042），左侧颞上回、右侧颞横回、左侧脑岛的度值和右侧颞横回的局部效率降低（Z/t=－2.026、2.177、2.959、2.177，P_FDR=0.049、0.035、0.005、0.033）；全局网络指标中，平均局部效率和桥接连接增加（t=2.090、2.310，P=0.042、0.025）。结论 睡眠剥夺通过改变脑功能连接模式影响模拟长航时飞行状态下受试者的认知和情绪功能，大脑可能在局部网络层面对睡眠剥夺做出适应性反应，全局网络效率可能下降。

目的 分析招飞学生模拟飞行任务中的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特点。方法 选取63名参加2023年招飞心理选拔的学生，佩戴“自主神经稳定性评估系统”耳夹式HRV信号采集器，在模拟飞行任务前、任务中和任务后完成3段各5 min HRV监测记录，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时域指标相邻窦性心搏间期差值的均方根和相邻NN间期差>50 ms的百分比在任务前和任务后均高于任务中（P均<0.05）；平均心率震荡和心率震荡标准差在任务前和任务后均低于任务中（P均<0.001）。频域指标总功率、低频功率、低频与高频功率比和0.1赫兹频段在任务前和任务后均低于任务中（P均<0.05）；高频频率在任务前和任务后均高于任务中（P均<0.001）。结论 招飞学生在高难度模拟飞行任务期间，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增强，而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减弱。

目的 探讨一种阶梯式转椅训练方法对提高晕机易感人员前庭功能稳定性的作用，并对晕机易感人员的筛查和干预提供实践依据。方法 选取44名受试者，采用电动转椅以角速度180°/s、持续120 s的模式对其进行晕机易感性筛查。筛查不合格者接受为期1~4 d的训练，总训练时间≥25 min，同时结合心理疏导和放松疗法。通过比较训练前后的耐受时间、不同性别间的筛查合格率等指标评估训练效果，并分析影响因素。结果 训练前共筛查出15名晕机易感人员，训练后其平均耐受时间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100，P=0.001）。女性晕机易感人员的检出率为66.67%（6/9），高于男性25.71%（9/35）的检出率（P=0.044）。不同年龄组间晕机易感人员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93.33%（14/15）的晕机易感人员在3 d内训练达标。结论 阶梯式转椅训练方法可快速、有效地增强晕机易感人员的前庭稳定性，缩短适应周期，120 s的筛查时间具备初步可行性。

目的 探讨虚拟内窥镜重建技术在输尿管软镜手术治疗飞行员肾结石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2021年1月—2024年2月空军特色医学中心泌尿外科收治的32例行输尿管软镜手术的飞行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16例。对照组采用传统CT影像进行结石定位并实施输尿管软镜手术，试验组应用虚拟内窥镜重建技术进行术前结石定位和腔内手术路线规划，术中按照术前规划路线实施输尿管软镜手术。比较2组患者年龄、结石长径和结石位置、术中定位结石时间、手术时间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2组年龄、结石位置、结石长径及手术并发症发生情况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试验组定位结石时间和手术时间均短于对照组（Z/t=－2.488、2.643，P=0.013、0.014）。结论 使用虚拟内窥镜重建技术进行术前结石定位、手术路径规划和术中路线导航可缩短输尿管软镜取石术中的定位结石时间和手术时间，从而提高治愈率。

目的 分析高脂血症（hyperlipidemia，HL）、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A）及HL合并HA的空勤人员与健康空勤人员肠道微生物的差异。方法 选取2022年9月—2023年9月于临潼康复疗养中心体检的空勤人员40名，根据血脂和尿酸水平分为4组，包括正常对照（normal control，NC）组、HL组、HA组和HA+HL组，每组10名。收集空勤人员的基础资料、主要信息，以及血脂和血尿酸的相关指标；并采集其粪便样本，对其进行肠道菌群16S rDNA扩增子的测序，从中筛选出差异性的菌群，并进一步分析这些菌群的功能特性。结果 基于Bray-Curtis距离矩阵加权计算样本之间的差异，并进行主坐标分析，结果显示，HA组、HA+HL组和HL组的微生物结构与NC组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625、1.654、1.400，P均<0.05）。在门水平上，4组样本的优势菌群前5位均为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变形菌门、放线菌门和脱硫菌门。HA+HL组厚壁菌门的相对丰度高于NC组（P<0.001）；HA组、HL组和HA+HL组的拟杆菌门的相对丰度及拟杆菌门与厚壁菌门的比值均高于NC组（P均<0.001）。在属水平上，4组样本在属水平肠道优势菌群前8位为巨单胞菌属、拟杆菌属、粪杆菌属、双歧杆菌属、普氏菌属-9、链球菌属、阿加托杆菌属和志贺-埃希氏菌属。4组样本志贺-埃希氏菌属的相对丰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9.000，P=0.029），HA+HL组志贺-埃希氏菌属相对丰度低于NC组（P<0.05）。结论 HL、HA及HL合并HA的空勤人员肠道菌群紊乱，且发酵碳水化合物相关菌属丰度改变可能是其代谢异常的重要生物标志物。

目的 研究不同机种和不同年龄军事飞行人员颈腰部的患病情况，为飞行人员颈腰部的精准防治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临潼康复疗养中心的9 126名飞行人员体检鉴定资料，根据不同机种进行分组，轰运机组2 593名，歼击机组1 851名，直升机组4 682名，探讨飞行人员颈、腰部的患病率及其与机种、年龄的关系。结果 9 126名飞行人员颈部、腰部和颈腰部的患病率分别为6.99%（638/9 126）、12.92%（1 179/9 126）、2.55%（233/9 126）。颈部患病率前3位分别为颈肌劳损（3.02%，276/9 126）、颈椎病（2.22%，203/9 126）和颈椎间盘突出（1.69%，154/9 126）；腰部患病率前3位分别为腰椎间盘突出（7.09%，647/9 126）、腰肌劳损（4.83%，441/9 126）和腰椎峡部裂（0.46%，42/9 126）。轰运机组飞行人员≤30岁组的颈部患病率低于41~50岁组（P<0.05），≤30岁组的腰部患病率低于与其他3个年龄组（P均<0.05）；歼击机组飞行人员≤30岁组的颈部患病率低于其他3个年龄组（P均<0.05），≤30岁组的腰部患病率低于41~50岁组（P<0.05）；≤30岁组的颈腰部患病率低于31~40、41~50岁组（P均<0.05）；直升机组飞行人员≤30岁组的颈部、腰部、颈腰部患病率分别低于其他各年龄组（P均<0.05）。歼击机组飞行人员的颈部患病率高于轰运机组和直升机组（P均<0.05）。不同机种飞行人员的腰部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歼击机组飞行人员颈腰部患病率高于轰运机组和直升机组（P均<0.05）。结论 同机种飞行人员在≤30岁的颈部、腰部、颈腰部患病率相较其他年龄者均较低，30岁以后随着飞行时间增加，颈部、腰部、颈腰部患病率不同程度升高。航卫保障人员应针对不同年龄、机种，提前做好预防和及时康复治疗，尽早采取有效干预措施以提升飞行人员颈腰部健康水平。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房间隔结构异常飞行人员的超声诊断流程、临床处置方案和随访观察结果，总结航空医学鉴定结论。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2月—2024年8月在空军特色医学中心超声诊断科行右心声学造影与经食道超声检查的33例男性飞行人员，分析针对不同的房间隔结构异常类型和右向左分流（right-to-left shunt，RLS）层级所制定相应的超声检查流程和临床处置对策，并探讨其航空医学鉴定结论和综合评定结果。结果 33例房间隔结构异常包括房间隔缺损2例，简单型卵圆孔未闭23例，复杂型卵圆孔未闭5例，房间隔瘤样膨出2例，房间隔菲薄1例。右心声学造影静息状态（0级15例，Ⅰ级2例，Ⅱ级10例，Ⅲ级6例）和激发状态（Ⅰ级9例，Ⅱ级6例，Ⅲ级18例）下的RLS层级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756，P<0.001）。17例的随访观察者中，1例卵圆孔未闭拒绝手术者予以改装不合格但原机种合格结论，1例房间隔缺损患者选择择期手术，15例综合评定为分流无明显临床意义予以飞行合格结论。16例大量分流者行介入封堵术，封堵术后即刻（0级8例，Ⅰ级7例，Ⅱ级1例）、6个月（0级10例，Ⅰ级6例）、12个月（0级16例）右心声学造影RLS层级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riedman χ²=13.040，P=0.001），所有因行介入封堵术而分流消失的飞行人员均未出现再次分流，14例根据复查结果予以飞行合格结论，2例予以飞行不合格结论。结论 有步骤的超声检查、分层次的评估分流和密切的随访观察对于房间隔结构异常飞行人员至关重要，应采取相应安全有效的临床处置。

目的 分析歼击机飞行员低剂量胸部CT检查结果，为其航空医学鉴定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4月—2024年12月于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三医院特勤科进行健康体检的歼击机飞行员低剂量胸部CT检查结果，按照年龄分为20~29、30~39岁组和40~49岁组，分析不同年龄组各类检查结果的差异，确定航空医学鉴定应考虑的因素和要点。结果 385名歼击机飞行员低剂量胸部CT检查结果中，未见明显异常294名（76.36%）、肺结节50例（12.99%）、肺大疱34例（8.83%）、气管憩室9例（2.34%）、纵隔结节5例（1.30%）和食管扩张伴食物潴留2例（0.52%）。未见明显异常、肺结节和肺大疱的检出率在不同年龄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4.674、9.193、7.868，P<0.001、=0.010、=0.020）。30~39岁组未见明显异常比例高于40~49岁组（P<0.05）；40~49岁组肺结节和肺大疱的检出率均高于其他2个年龄组（P均<0.05）；气管憩室、食管扩张和纵隔结节的检出率在各年龄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因肺结节导致暂时飞行结论不合格3例，因肺大疱导致暂时飞行结论不合格4例，占异常结果人数的7.69%（7/91）。结论 在歼击机飞行员健康体检中应用低剂量胸部CT检查，有助于早期发现并及时处置胸部疾病，从而为军事飞行人员的航空医学鉴定提供参考和依据。

目的 探究外踝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平衡和步态特征，与健康人群进行对比分析，为术后制定精准化、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奠定基础。方法 选择2023年10月1日—2024年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行外踝韧带重建术男性患者30例作为外踝韧带重建组，同龄健康男性30名作为对照组。利用平衡仪采集2组受试者睁闭眼状态下的运动轨迹面积、周长，前后和左右向标准差，足底压力中心在X、Y轴的平均移动距离和稳定极限值。采用三维步态系统采集步态参数指标评估步态特征，包括双支撑相、足偏角、跨步均匀度、支撑相、摆动相、步态周期、踝关节背屈跖屈、内翻外翻、步频、步速和步宽。结果 睁眼状态时，外踝韧带重建组患者的运动轨迹面积、运动轨迹周长、轨迹左右向标准差和轨迹前后向标准差均大于对照组（Z=－3.504~－2.454，P均<0.05）。闭眼状态时，外踝韧带重建组患者的运动轨迹面积、运动轨迹周长、轨迹左右向标准差、轨迹前后向标准差和压力中心移动Y轴平均值均大于对照组（Z=－3.755~－2.247，P均<0.05）。外踝韧带重建组的稳定极限值小于对照组（Z=2.292，P=0.022）。步行时，与对照组相比，外踝韧带重建组的步频、步速减少（Z=－2.434、－3.756，P=0.015、<0.001）；与对照组相比，外踝韧带重建组患者的患侧双支撑相（Z=－4.132，P<0.001）、摆动相（Z=－2.432，P=0.015）增加，支撑相（Z=－2.225，P=0.024）、步长（Z=－2.561，P=0.010）和踝关节背屈跖屈活动度（Z=－3.297，P=0.001）减少；健侧的双支撑相（Z=－2.366，P=0.018）增加。与健侧相比，外踝韧带重建组患者的患侧双支撑相（Z=－2.513，P=0.012）、摆动相（Z=－3.962，P<0.001）增加，支撑相（Z=－4.007，P<0.001）和踝关节背屈跖屈活动度（Z=－2.188，P=0.029）减少。结论 外踝韧带重建术后8周时，患者睁闭眼状态下的平衡稳定性仍存在障碍，闭眼前后向更明显，步行时仍存在异常步态。

目的 探讨动力位X线片在椎体骨质疏松性骨折早期识别与预后预测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2019年6月—2022年6月于廊坊市人民医院就诊并接受手术治疗的椎体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10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0例。2组均经正侧位X线片影像学检查确诊为椎体骨质疏松性骨折，均采用微创手术，术式为经皮椎体成形术或经皮后凸成形术，对照组仅在术前进行正侧位X线片检查，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动力位X线片辅助指导手术展开。观察2组患者的脊柱角度、视觉模拟疼痛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椎体功能评分等指标以评估2组治疗效果。结果 所有患者均通过X线片检查确认骨折发生，不同患者影像学征象不同，真空裂隙均为重度骨折，钙化特征均为轻度骨折，所有患者均骨松质水平提高。术后2组T1骨盆角、腰椎前凸角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观察组垂直轴、脊柱骶骨角、胸椎后凸角均小于对照组（t=2.061、2.310、2.242，P=0.042、0.023、0.027），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术后4、8周时观察组VAS评分与椎体功能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01、<0.001、=0.012、<0.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垂直轴（OR=0.200，95%CI=0.052~0.771）、脊柱骶骨角（OR=0.097，95%CI=0.024~0.391）、胸椎后凸角（OR=0.855，95%CI=0.754~0.970）是预后（良好）的影响因素。结论 动力位X线片在椎体骨质疏松性骨折早期识别与预后预测中的效果确切，值得临床广泛推广应用。

目的 探讨股四头肌放松训练联合周林频谱治疗仪对运动后膝关节疼痛官兵膝关节疼痛、功能及炎性因子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4年2月—2025年1月某部队80例因高强度训练导致膝关节疼痛的官兵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周林频谱治疗仪组）和观察组（股四头肌放松训练联合周林频谱治疗仪组），每组40例。2组均在医师指导下进行4周治疗和放松训练。比较2组治疗前和治疗4周后临床疗效、膝关节功能量表评分（Lysholm Knee Scoring Scale，LKSS）、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分和复发情况。同时比较2组治疗前1 d、治疗后1 d和3 d的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IL-10水平。结果 观察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Z=－1.993，P=0.046）。与治疗前相比，2组官兵治疗后4周VAS评分均降低、LKSS评分均升高（t=12.079、9.038、20.574、13.148，P均<0.001）。2组治疗后4周复发率比较，观察组更低（χ²=6.667，P=0.010）。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干预后1 d和3 d，对照组IL-6水平均高于观察组（P=0.005、<0.001），IL-10水平均低于观察组（P=0.011、<0.001）；2组IL-6水平治疗后1 d时达峰值，治疗后3 d时回落（P均<0.001）；观察组IL-10水平持续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对照组IL-10水平治疗后1 d和治疗后3 d均高于治疗前（P均<0.001）。结论 运动后膝关节疼痛官兵接受股四头肌放松训练联合周林频谱治疗仪治疗的效果更好，有利于改善临床症状、提升膝关节功能、减轻疼痛程度和降低膝关节疼痛的复发率，同时能调节膝关节疼痛官兵血中炎性因子水平。

目的 分析对比子宫内膜息肉采用经宫腔镜手动机械切除术与电切术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2022年8月—2024年2月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妇产与生殖医学科收治的60例子宫内膜息肉患者，根据不同的手术方式，将采用经宫腔镜手动机械切除术治疗的30例患者设为观察组，采用宫腔镜电切术治疗的30例患者设为对照组，比较2组的围术期指标和随访情况，包括切除最大息肉持续时间、进出宫腔次数、出血量、膨宫液用量；月经恢复情况、子宫内膜厚度、最大息肉体积、术后并发症（感染、宫腔粘连）、复发（术后超声检查再次发现子宫内膜息肉）、妊娠（术后经超声确认宫内妊娠）。结果 观察组切除最大息肉持续时间短于对照组（Z=－3.691，P<0.001），宫腔镜镜体进出宫腔次数、膨宫液用量均少于对照组（Z=－7.125、－2.121，P<0.001、=0.034）；2组在术中出血量、术后月经恢复时间、子宫内膜厚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术后随访时间≥6个月，观察组有1例复发，无宫腔粘连发生，已婚未育17例中7例妊娠；对照组无复发，有1例宫腔粘连，已婚未育14例中6例妊娠；2组均未发生感染、腹痛等术后并发症。结论 与宫腔镜电切术相比，子宫内膜息肉患者采用宫腔镜手动机械切除术治疗具有易操作、效率高、无电热损伤和术后并发症少等优点，且不影响妊娠，适合应用于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孕期子宫肌层假肌瘤样收缩改变的MRI影像学特征，提高对相关征象的认识，避免误诊误治。方法 回顾性分析沧州市中心医院2018年1月—2022年6月收集孕期子宫假肌瘤样收缩患者106例，记录胎盘附着部位、是否瘢痕妊娠、是否胎盘植入、是否胎盘低置状态或前置胎盘和假肌瘤样收缩的部位、大小及信号特点。结果 孕中期占比最高，为84例（79.24%），妊娠≥2次96例（90.57%）。胎盘附着部位为单纯前壁及与前壁相连部位占比最高，为88例（83.02%），瘢痕子宫与非瘢痕子宫占比相近。非胎盘植入病例较多，为70例（66.04%）。收缩部位位于胎盘附着部位或边缘为90例（84.91%）。子宫肌层假肌瘤样收缩形态大部分呈丘状及纺锤样改变，为92例（86.79%）。孕早期子宫肌层假肌瘤样收缩的孕次与孕中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113，P=0.003）；孕早期子宫肌层假肌瘤样收缩存在胎盘低置或前置多于孕中期（χ²=3.962，P=0.047）。孕早期与孕中期假性肌瘤样收缩与胎盘部位、是否瘢痕子宫、是否胎盘植入、收缩位置与胎盘关系、收缩部位，以及孕早期与孕中期假性肌瘤样收缩的长径、短径、短长径比值、长短径比值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在孕早期及孕中期过程中，子宫肌层出现梭形或与胎盘长轴平行的子宫肌层瘤样收缩改变，伴或不伴有瘢痕子宫及胎盘植入时，应考虑到子宫假肌瘤样收缩改变可能，以免误诊子宫肌层病变如子宫肌瘤或子宫腺肌症。

目的 利用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MR）方法评估精神行为因素与原发性高血压和血压水平间的因果关联。方法 以人类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为数据来源，提取与8种精神行为因素（抑郁症、心境障碍、人格障碍、精神分裂症、痴呆、药物滥用、睡眠障碍和酒精依赖）强关联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为工具变量。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逆方差加权法（inverse-variance weighted，IVW）、MR-Egger法和MR-PRESSO法对8种精神行为因素与原发性高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的因果关联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并用Cochran's Q检验和MR-Egger截距检验评估工具变量SNP的异质性和水平多效性。结果 IVW模型显示睡眠障碍是影响原发性高血压发生（OR=1.027，95%CI=1.015~1.039）的危险因素，也是收缩压（β=0.543，95%CI=0.110~0.976）和舒张压（β=0.796，95%CI=0.486~1.106）升高的影响因素；痴呆是收缩压（β=0.228，95%CI=0.093~0.363）和舒张压（β=0.169，95%CI=0.001~0.337）升高的影响因素，但与原发性高血压风险的增加无关（P>0.05）。其他精神行为因素与原发性高血压、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无因果关联（P均>0.05）。MR-Egger和MR-PRESSO的结果与IVW结果方向一致。Cochran's Q检验显示睡眠障碍与原发性高血压和舒张压水平的因果关联中SNP存在异质性（Q=53.102、33.106，P=0.001、0.011），痴呆与舒张压水平的因果关联中SNP存在异质性（Q=23.529，P=0.036），睡眠障碍和痴呆与收缩压水平的因果关联中SNP均不存在异质性（P均>0.05）。MR-Egger截距检验显示均不存在基因水平多效性（P均>0.05）。结论 8种精神行为因素中仅睡眠障碍在基因水平上是原发性高血压及血压水平升高的一种危险因素。

目的 探讨2020—2024年某三甲综合医院收治患者的疾病构成情况，为医疗资源的优化分配和重点疾病的防治提供决策支持。方法 采集2020—2024年某三甲综合医院所有住院患者病案首页信息，依据主要诊断对病历信息进行分类，采用帕累托分析法对数据排序和分析。结果 该医院在此期间内治住院患者共计63 413例，其中男性患者40 179例，女性患者23 234例，性别占比约为1.73:1；年龄在60~79岁的患者为23 280例（36.71%），超过所有住院患者人数的1/3。通过对疾病构成数据的分析梳理，涉及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营养和代谢、泌尿生殖系统、耳和乳突、损伤/中毒和外因的某些其他后果及影响健康状态和与保健机构接触的因素8大类疾病为该院收治患者的主要疾病类别，累计占据全部疾病类别79.95%。结论 针对上述8大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工作应被视作该院临床工作的重点，建议医院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强化临床专科发展，加大对这些重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力度。

目的 探讨“风筝”皮瓣在修复上唇缺损中的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7月—2024年8月就诊于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整形中心并采用“风筝”皮瓣修复的上唇缺损的30例患者临床资料，探讨“风筝”皮瓣在修复上唇缺损中的应用效果。结果 30例患者年龄10~69岁，中位年龄26.00（17.25，36.50）岁，皮肤缺损面积0.5 cm×0.5 cm~3.3 cm×2.8 cm，术区皮瓣成活良好，切口均为一期愈合，局部无变形。术后随访3个月~1年，术区瘢痕不明显，唇毛正常生长，外观满意。结论 “风筝”皮瓣在修复上唇部缺损中的优势明显，其辅助切口少、损伤小、恢复快，瘢痕顺鼻唇沟或者唇缘方向，愈合后瘢痕不明显，局部无明显变形。

日益复杂的作战环境和任务要求让飞行人员承受着更大的身心压力，心理应激已成为影响飞行安全和任务执行的重要因素。每个应激源都会引发不同的身心反应，飞行人员个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应激外在表现形式、持续时间和强度方面的不同，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非常重要。笔者梳理总结了飞行人员心理应激的影响因素、心理干预的介入时机和干预措施，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近红外脑功能成像（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是一种非侵入性光学功能成像系统，能够提示大脑皮层血氧含量的相对变化和静息态脑功能成像情况。近年来，fNIRS发展迅速并应用于多学科领域，笔者综述了fNIRS在前庭领域的进展，总结fNIRS与前庭生理及相关症状的研究，以期为未来fNIRS应用于前庭疾病的研究提供参考。

自噬是亚细胞膜结构发生动态变化，经溶酶体介导后对细胞内蛋白质和细胞器降解的过程，是一种调节细胞稳态的机制，其功能异常常与多种重大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本研究综述了基于动物模型开展自噬调控的研究，重点探讨其在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和骨骼疾病中的作用机制及干预进展，以期为后续临床研究和疾病防治提供新思路和潜在靶点。

目的 深入探讨肺腺癌转化为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的临床病理特征、基因改变与诊疗模式，为优化该类患者的临床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2例肺腺癌转化为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详细梳理其诊疗经过、病理、基因检测结果、治疗方案与生存结局，并系统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2例患者均为男性非吸烟者，初始病理诊断均为肺腺癌，发生SCLC转化时均处于广泛期。基因检测显示，病例1存在少见的EGFR基因18外显子G719S、20外显子S768I突变及TP53突变，在3次动态检测中，EGFR与TP53突变频率于SCLC转化后升高；病例2为EGFR 19 外显子E746_A750del突变，2019年7月—2021年6月的3次检测均提示EGFR突变频率持续升高，与肺部病灶缓慢进展趋势一致。2例长期生存患者均在接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后发生SCLC转化，经化疗、放射治疗联合长疗程免疫治疗后，总生存时间均超过50个月。结论 肺腺癌转化为 SCLC 患者具有特定的临床及分子特征，免疫联合化疗方案可能为此类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选择，其长期疗效和分子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目的 探讨军事飞行员继发Horner综合征的航空医学鉴定方法。方法 回顾性分析1例甲状腺癌术后继发Horner综合征的军事飞行员的诊断、治疗及航空医学鉴定，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本例军事飞行员2021年5月因“甲状腺癌”行甲状腺癌扩大根治术后出现Horner综合征，口服营养神经药物治疗5个月后未见明显好转，入院经多学科会诊后，继续营养神经药物治疗的同时，增加了中医针灸、闪罐等治疗，1个月后症状明显减轻。在航空医学鉴定讨论时重点关注甲状腺癌复发风险及Horner综合征可能带来的视功能影响，依据双眼视野、暗适应和视觉电生理等视功能检查结果，结合甲状腺超声和甲状腺功能检测结果，最终给予航空医学飞行合格结论。出院后继续服用甲状腺素片和营养神经药物，并辅以中医治疗。截至2024年4月，该患者已安全飞行2年余，Horner综合征症状基本消失。结论 军事飞行员甲状腺癌术后继发Horner综合征，采用神经营养药物与中医治疗相结合的方式，有助于促进恢复、缩短病程。Honer综合征症状基本消失，甲状腺超声和甲状腺功能满足航空医学鉴定标准，视觉功能不影响飞行工作岗位需求，可考虑给予飞行合格结论。

目的 回顾1例通过容积CT扫描检出的双侧双节段Neidre-MacNad-ⅡB型腰骶神经根畸形（lumbosacral nerve root anomaly，LSNA）的患者病例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对该病进行再认识。方法 分析总结LSNA的分类和分型特点、检查方法优劣及LSNA的治疗，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该例患者行腰椎CT容积扫描重建结果提示为L_3-4及L_4-5双节段双侧Neidre-MacNab-ⅡB型LSNA，经药物保守治疗和休息后，患者症状缓解，随访5个月，症状无复发。结论 利用容积CT扫描可发现存在双节段双侧Neidre-MacNad-ⅡB型LSNA的病例，可分为症状性和无症状性。随着容积CT在临床上应用更广，有望发现更多的LSNA畸形及分布规律。

目的 针对高原高海拔地区边防官兵眼部健康管理分散化的问题，构建基于循证医学的“环境适配-技术赋能-制度创新”三级防控体系，并验证其实际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整合世界卫生组织健康促进理论与《高原战伤救治实用手册》《军队卫勤保障条例》为依据，通过环境适配、技术赋能和制度优化建立眼健康三级防控体系。选取2023年10月—2024年9月西南某海拔>4 500 m边防连队126名官兵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n=63）和对照组（n=63）。观察组实施三级防控体系，对照组维持常规卫勤保障。对比观察组和对照组官兵的眼外伤发生率、干眼症发病率、后送时间、护目镜佩戴依从性、筛查覆盖率及满意度评分。结果 本研究实施三级防控体系，观察组官兵的眼外伤发生率和干眼症发病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5.896、5.642，P=0.015、0.018）；观察组后送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260，P<0.001）。观察组官兵的护目镜佩戴依从性和筛查覆盖率均高于对照组（χ²=18.106、62.745，P均<0.001）。观察组官兵总体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t=11.310，P<0.001），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t=9.371~12.795，P均<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高原高海拔边防连队官兵眼健康保障实施“环境改良、技术创新与制度保障”多维度干预有效降低高海拔官兵眼部风险，为我国高原边防官兵眼部健康卫勤管理提供了科学的保障方案。

目的 探讨7S精益管理模式在介入手术室铅衣管理优化中的干预效果。方法 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设计，以护士为主导，技师和辅助人员协助，对介入手术室的所有铅衣实施7S精益管理。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2022年1—6月北京天坛医院介入手术室的医技护及辅助人员60名为调查对象。采用7S精益管理认知与满意度评估问卷，对比管理优化前后7S铅衣管理的认知及满意度评分。采用介入手术室7S铅衣管理质量控制调查表，分析7S精益管理干预前后医护技人员对铅衣管理质量控制的意识差异。对铅衣表面进行采样检测，比较7S精益管理干预前后铅衣表面菌落数的变化，评估管理优化对铅衣清洁度和感染控制的影响。通过问卷评估与菌落检测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分析7S精益管理模式对铅衣管理质量的优化效果。结果 干预后，医护技及辅助人员在管理感知、工作条件和工作满意度3个维度的评分较干预前高（t=10.672、7.048、3.706，P均<0.001）。铅衣管理的质量控制意识明显增强：铅衣数量统计准确（Z=－6.854，P<0.001）、按周期进行质量检测（Z=－5.956，P<0.001）、编号与存放位置一致（Z=－9.070，P<0.001）、接受管理培训（Z=－4.850，P<0.001）以及认为管理方法科学（Z=－5.194，P<0.001）的人数比例均上升。铅衣表面菌落数下降（Z=－4.320，P<0.001）。结论 在以护士为主导的情况下开展7S精益管理模式，可提高医护人员对铅衣管理的认知、满意度及质量控制意识，降低铅衣表面菌落数，为临床手术室铅衣管理的推广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 探讨气管隆突预测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PICC）最佳尖端位置的临界距离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收集2020年8月—2023年10月在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行PICC置管患者的胸部CT和胸部X线片资料，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预测气管隆突至PICC最佳尖端位置即上腔静脉与右心房连接处（cavoatrial junction，CAJ）的临界距离，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气管隆突至CAJ之间距离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2 100例患者，其中893例（42.52%）患者的PICC尖端位于CAJ，气管隆突至CAJ的平均距离为（3.30±0.42）cm。ROC曲线显示气管隆突与CAJ的最佳距离为2.50~3.98 cm。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B=－0.134，95%CI：－0.188~－0.081）和BMI=18.5~23.9 kg/m²（B=－0.017，95%CI：－0.034~－0.001）、BMI≥24.0 kg/m²（B=－0.063，95%CI：－0.077~－0.048）是气管隆突至CAJ距离的影响因素。结论 气管隆突与CAJ的最佳临界距离为2.50~3.98 cm，性别和BMI为气管隆突至CAJ最佳距离的影响因素，可为临床上准确判断PICC在胸片上的理想尖端位置提供参考。